【环球网记者 文雯】2026年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，环球网推出系列作家学者专访。本期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早，探寻其横跨民国史、汪曾祺研究、城市文化等领域的创作脉络，解读“历史新闻化”的叙事理念，分享大众阅读推广实践与青年治学写作建议，展现一位学者以细节观照历史、以烟火承载人文的治学追求与文字情怀。
环球网：您的创作横跨民国史（《民国了》）、汪曾祺研究（《拾读汪曾祺》）、古典名著解读（《忍把功名换了人间烟火》）等多个领域，这种跨题材创作并非易事，能否谈谈这些不同题材之间的内在关联？您在切换创作领域时，会做哪些准备来快速进入状态？
杨早：会“竭泽而渔”，就是一切可以找到的资料。写《民国了》之前，在旧书店买了很多相关图书，以至于旧书店老板开玩笑说“为辛亥那么拼呀”。但是题材虽然不同，方法是一致的，就是关注细节，关注小人物。还有，每个题材都有不同的缘分，比如《民国了》，我从博士起，就一直关注清末民初的题材；汪曾祺我很喜欢，又是家族里的长辈，与我后来致力的当代文学领域也相关；《儒林外史》我从小就喜欢，也佩服鲁迅说的“伟大也要有人懂”，这份研究想了很久。这些领域都有所谓“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”。
环球网：《民国了》以“历史新闻化”的方式，聚焦“大时代中的小人物”，挖掘了诸多被主流历史忽略的细节，这种叙述方式在当时较为新颖。请问您在筛选这些小人物素材时，有哪些核心标准？创作中如何平衡历史真实性与叙述的可读性？
杨早：选择小人物主要看他会不会在关键时刻推动历史的进展。写变动时刻是当下历史写作的热点，因为可以前后对比，见出其变化，其实我更喜欢常态的历史，我认为日常生活更能看出历史的真实，当然变动时刻能反射出当事人的行为逻辑与思维逻辑，肯定更好看一些。总之，如何把握“常”与“变”的比例，不要让人物行为凭空而来，算是历史写作的基本伦理。
环球网：即将发表的《汪曾祺：我们时代的苏东坡》，将汪曾祺与苏东坡关联，请问这种关联的核心依据是什么？与《拾读汪曾祺》相比，新著在解读视角上有哪些突破？
杨早：我在书中对二者有一个比较，他们的共同点是诚实与包容。这两点对于一位作家并不容易，所以我将二者关联。新书主要的新意在于讲述汪曾祺的“六通”：南与北通，古与今通，中与外通，雅与俗通，文与艺通，食与思通。这“六通”也是汪曾祺不同于其他作家，而可以与苏东坡关联的地方。
环球网：《忍把功名换了人间烟火》以书信形式解读《儒林外史》，跳出传统学术解读的框架，兼顾学术性与大众性。请问您为何选择书信这种形式？创作中如何把握“学术严谨”与“大众易懂”的平衡，避免过度通俗化或晦涩化？
杨早：书信让人的姿态更平和，就像跟朋友对话一样。它让虚拟读者更明确，也就让你的表述更切实。在这本书推广过程中碰到的最大难题是没有多少人读过原著，而这些书信的前提是读者看过原著。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共同的：如何抵御功名的诱惑？而与人间烟火更为亲近？
环球网：您既编著学术相关作品，也联合创办“阅读邻居”读书会，推动大众阅读。请问您认为学术创作与大众阅读推广之间，是相互滋养还是相互制约？您如何平衡这两种身份的精力分配？
杨早：我认为是相互滋养。开初创办读书会时，旁人都不明白这种无差别的读书有什么用。其实读书需要引领与共建，这是我们慢慢摸索出来的。对于开放学者的眼界，关心一般人关注的话题有很多好处。简而言之，就是让读书和一般人产生关系，引导大家有目的的读书。
环球网：结合您多年的创作与阅读经历，对于当下想从事文学创作或历史研究的年轻人，您有哪些具体的阅读建议？
杨早：还是那个阅读闭环：阅读-思考-表述-写作。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找到真正有价值又感兴趣的题材。至于最后的写作，要写出自己的独特性，始终不断问自己：别人为什么要关注你的这种写作？
环球网：对于即将发表的《汪曾祺：我们时代的苏东坡》，您最希望读者能从中读懂汪曾祺的哪些特质？
杨早：诚实与包容。具体说就是汪曾祺儿女总结的十六个字：认真做事，诚实待人；没大没小，随遇而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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